我在校报做（编辑），（管）第三版，同时在学生政府当一个委员，还在模拟联合国（社团）做危机场的裁判。校报一周一期，印一千二百份，（摆）在六个楼的（门口）。这学期的（流通量）（掉得厉害），一期下来有三百多份没人拿。
主编叫格兰特，大四，做了三年，眼睛很（尖）。十月的选题会上要定社论（作者），他（扫视）了一圈名单，在我的名字上（停）了一下。
他说得很（客气）：“社论是报纸的立场，在（政治上）要（站得住）。你中文是母语，英文够用，可这版东西不是语言问题。校园里谁跟谁不和、哪条（规定）是哪一年立的、哪个（机构）的人碰了会（不高兴），这些你不可能懂。社论不能让外国学生写。”这不是（公开）的刁难，他的（语气）甚至算温和。
我说那让我（试）一篇，不满意不发。我没有觉得被辱骂，也没有和他（发生）摩擦，只是去了报社的档案室。我的（自信）不在（英文）上，在我知道怎么（查）一件事。
档案室在报社办公室后面那间小屋，门上有一个很（旧）的门闩。（里面）是从一九六一年到现在的合订本，一柜一柜，最上面一层我够不着，得搬凳子。柜门上还有一个（褪色）的（印章）。
我在那儿待了三个（周末）。我（想）做的事很（简单）：把校园里现在吵的那件事，往前查三十年。翻旧报纸这件事一开始很慢，后来就上手了。
写社论之前的那个周末我还有一场模拟联合国的危机场要裁。那种场子很（热闹）：各国（代表）吵起来像要把桌子掀了，有人宣布（调动）（军队），有人说要出兵，有人把导弹的（数量）报得极高，还有人用（伪装）的（身份）混进别国的代表团。我做裁判两年，学会的一件事是别听谁喊得响，只看谁手里有可核查的东西。
那天有一个代（表）演的是一个被外界（叫作）暴君的（政权），另一个代表演（民族主义者），第三个人代表一个联邦的（议会）。他们吵了四十分钟，（最后）让场子定下来的不是喊声，是一位（女生）拿出的一张表：她把前三轮各国报出的粮食数字抄下来，（发现）有两个国家的数字（加起来）超过了全场的（总产量）。那一方当场（认输），等于投降了。（事实）这个东西在危机场和在校报是一样的，它不响，但它压得住。
现在吵的是（垃圾）。校园东区的（分类）垃圾桶设了四年，（分成）四类。可东区的垃圾清运（记录）显示，四个桶里的东西最后装在同一辆车上，运到同一个地方。（草坪）上乱丢的垃圾也在（上升），分类这件事成了一句空话。
这不是谁在（欺骗）谁。四年前立的那条规定只写了要设桶，没写清运要分开，也没写谁（负责）检查。一条没有（执法）的规定，等于一张纸。这种（立法）上的（疏忽）并不少见，（很可能）的情形是当年写的人（赶时间）。
学生里有人写过长帖（骂）后勤，说这是机构的敷衍，还有人说要（罢工），不去食堂打工。情绪（确实）在上升，有人说这是（不公正）的敷衍，还有（激进分子）要去堵后勤楼的门。可骂完以后（桶）还是那四个桶。
我在档案里（找到）了一件很像的事。一九七四年（校报）发过一篇社论，（讲）的是校内的（雨水沟）。那年学校立了一条规定：各楼要自己清理门前的雨水沟。规定立了，三年没人清，一九七七年秋天一场大雨，图书馆地下一层（淹了），（损失）在当时算灾难性的。（随之发生）的事是校报连发了三期（追问）。
一九七七年十月那期的社论我抄了三（段）。那篇社论没有骂人，它只做了一件事：把规定的原文和（实际）的执行摆在一起，然后（指出）规定里缺了哪一句。它缺的那句是“由谁检查、（多久）检查一次”。
（后来）学校补了那一句。补了之后三十年没再淹过。那次是学校自己（出手）采取行动，没有人被（起诉），也没有人被处罚。
我还在同一期上（看到）一篇写当时（后勤处长）的长文。那篇里有一句话：他任上做过的最（具体）的一件事，是把每条规定后面都加上一个名字。同一期上还有一篇特派员发回的（报道），写城里那片（贫民区）的改造，里面的强盗案和一个（逃亡者）的（故事）到现在还有人引用。
这就是我想写的社论。不是（立场）之争，是一条规定缺了一句。我不（打算）（歪曲）任何人的意思，也不想让任何人（丢脸）。
我做了一件事来（确认）事实。我拿着身份确认的学生卡，（跟着）清运车（走）了两趟，早上五点半在东区门口等。两趟都（一样）：四个桶（倒）进同一个斗。我没有（拍）司机，只拍了桶和斗。司机还跟我说了几句，他说没人（告诉）他要（分开）运，他的车本来也只有一个斗。
问题不在司机，在那条规定。这一点我在（稿子）里写了（两遍），怕有人看成是在攻击后勤。再一次（说明）一件事：（骂人）很（容易），找到那句缺掉的话很难。
社论我写了八百个词，交上去的（版本）里没有一个（人）的名字，也没有一句狠话。第一（段）是（现在）的四个桶，第二段是一九七四年的雨水沟，第三段是一九七七年补的那一句，第四段是我的提案：给规定加三（行）——（谁）（清运）、谁检查、多久一次。
格兰特看完没（说话）。他把稿子（从头）读了第二遍，中间（问）了我一句：一九七七年那期在哪一（柜）。我说第三柜第二层。他自己去搬了凳子。那一刻他的架子（往后退）了一点。
他（回来）的时候手里（拿）着那本合订本，书页（摊开）。他把它（放）在桌上，说：“我收回（选题）会上那句话。我说（社论）不能让外国（学生）（写）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（不对）。我在这报社三年，从来没（进）过那间（档案室）。校园（政治）我以为是（认识）谁，你证明它是哪一年立了哪一条。这一期的社论你（署名）。”他说完把笔（递）过来，像是把什么东西（归还）给我。
他还说了一句，我记得很清楚：“你（写的）不是关于（垃圾）的文章，是关于一条（规定）（缺了）一句的文章。这两个题目看起来一样，（分量）不一样。”
（那期）（印）了一千二百份，两天就没了。后面两期的发行量回到了一千一百份（以上）。（读者）来信有十九封，其中四封是后勤的人写的，没有一封是骂的。我原先的（估计）是会有（负面）舆论，结果一封都没有。
学生政府那边我把提案（递）了上去。那份（正式）提案只有三行，加上（附件）：一九七四年的规定原文、一九七七年的社论、我跟车两趟的记录。我（援引）的全是学校自己的（文件），一份校外（材料）都没用。
（会上）有人反对，说这是在（挑）后勤的刺，（可能）（引来）负面舆论。我说这三行里没有一句处罚，也没有迫使谁承担（责任），更没有什么（制裁）。它只是把检查的人写上（名字），根据的是四年前那条规定本身的（用意）。有责任的人本来就该有名字。
表决二十一票（赞成），三票（反对），两票（弃权）。提案（通过）了。反对的三位后来也没有再（争论），有一位还托人跟我说他赞成那三行的写法。
第二个月东区的（清运车）（换成）了两个斗，一周两次，检查人是（后勤处）的一个（副主任），名字写在规定后面。学生政府的会议记录里留了一行：按一九七七年的（旧例）办。那位副主任就职的第一周就去东区（看）了一次车。
格兰特（毕业）前把档案室的钥匙给了我。他说那间（屋子）三十年来（最大）的问题不是（混乱），是没人进去。他还说那篇稿子让他重读了自己写过的几篇，现在觉得挺（平庸）的。
我现在（每个月）去一次。不为（写稿），就是（翻一翻）。那些合订本里有很多早就（结）了的（争论），也有很多到现在还没结的。门闩还是那个旧的，开的时候会（响）一下。